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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名词、观点与理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度”
发布时间:2022-09-23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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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段德敏:名词、观点与理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度” ↑ 国度是现代世界中最为重要的统治机构,其感化和影响在人们的糊口中到处表现,然而只管如此,我们对它的相识却并不算充实,尚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澄清。本文从宏观综合的角度接头了三个问题:西方政治思想史中“state”作为“国度”一词的由来和演变;近代以来西方国度理论中的重大分歧及成长偏向;从斯考切波和托克维尔对革命与国度问题的阐发中辨析现代国度研究的两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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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名词、观点与理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度” ↑ 国度是现代世界中最为重要的统治机构,其感化和影响在人们的糊口中到处表现,然而只管如此,我们对它的相识却并不算充实,尚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澄清。本文从宏观综合的角度接头了三个问题:西方政治思想史中“state”作为“国度”一词的由来和演变;近代以来西方国度理论中的重大分歧及成长偏向;从斯考切波和托克维尔对革命与国度问题的阐发中辨析现代国度研究的两重路径。

通过对有关国度的名词、观点和理论问题的盘货,本文提出,对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度的存眷离不开对更广义的“政治”的存眷,国度的相对独立性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在人的糊口中的无处不在。文/段德敏 北京大学当局办理学院 副传授 引言 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把握暴力呆板的统治机构,国度(state)对于人类现代社会来说,就如同空气对人的存在一样重要。但似乎也恰如空气一样,只管它如此重要,人们对之习觉得常,视之为“无物”,反而几多失去了严肃看待和相识它的乐趣,转而去研究那些看上去更为“切近实际”的社会性气力,出格是人们的经济诉求和社会经济气力。

国度要么被看作一其中立的、理性的场合,各类社会和经济气力在个中通过竞争满意本身的要求;要么被看作差别阶层为实现自身的好处而争夺的对象。这二者之间的配合性其实大于区别,而被忽视的,则是国度自己作为一个统治机构的重要性,其形式、布局和制度的多样性,它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多重模式,它对社会和人的糊口的塑造能力,等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这一忽视确乎引起了一些反弹,体现之一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月开始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从头重视国度”的潮水,催生了很多针对现实国别案例的实证研究,其目的就是突出国度在社会变迁、革命、市场经济、财产政策等险些一切涉及人们糊口方面的重要性。

在政治理论研究范畴,这一类型的反思在近代,出格是“二战”以后,一直如影随形。假如我们将接头的规模放在广义上的近现代的话,远至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近至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阿伦特(HannahArendt)、勒弗(Claude Lefort)等,都不曾将眼光远离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最关键的是,在他们看来,这个一般被称为“政治”的勾当具有内涵的重要性,它不能被消解在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之中,不能被看作实现人的更基础需求的某种东西;恰恰相反,经济或社会关系需要在政治之中才能被得当理解,政治也规范着人实现自身欲望、满意自身需求的方式。

本文将首先接头“state”作为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国度”一词的源起,并由此引申出国度的现代性内在。其次,本文将从宏观的角度接头西方政治思想中对待国度的差别视角,以及由此发生的理论问题。本文将主要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配景下,探讨从头重视国度和政治的意义之地点。

本文试图指出的是, 对国度的重视很是有须要,国度和每小我私家的糊口都息息相关,西方汗青上的经济自由化、经济成长的历程与国度气力的加强不仅不抵牾,并且在许多时候二者相辅相承。然而,现代国度所拥有的巨大的、统一的、排他性的权力同样也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粉碎,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政治就是明证,这就使得我们从规范的角度思考国度的制度构造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种可能性显得同样亟需。

State:名词和观点 韦伯说“国度”(state)是“到今朝为止最庞大、最有趣”的观点,他本身将国度界说为“正当暴力的垄断使用”。按照斯金纳(QuentinSkinner)的考据,“state”(国度)一词源自 status, statu, stato, état, estate, estat 等西语词汇,最初的寄义根基都和“职位”有关,也就是今天英文中的“status”一词的寄义;更精确地说,“state”最初的寄义大要是指统治者的职位。

展开全文 “State”的寄义如何从“职位”成长到今天的“国度”?在近代早期以及更早的中世纪,政治上的统治在绝大大都时候都是一种小我私家的统治,权力也是一种高度人格化(personal)的权力,与其相对的是现代国度的非人格属性。在“state”作为现代国度的观点呈现之前,与这一词有关的status、stato, estate 等很早就被用来暗示统治者的职位;但与现代国度明明差别的是,早期的“state”前面城市加上“或人的”限定语,暗示“state”是被谁所拥有的,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统治能力的、非人格化的实体。要理解“state”如何从人格化的“职位”进化到非人格化的国度观点,意大利文艺再起时期大量给君主出经营策的所谓“君主之镜”(mirrorof princes)体裁书籍是绕不开的。在这些作家中,最重要的固然是马基雅维利,也正是在他哪里,“stato”才开始具有一些明明的非人格化特征,从而向现代国度意义上的“state”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马基雅维哪里,君主的职位与运气没有一定的关系,主要与其能力有关,更详细地说与君主对民众的节制和带动能力有关,民众的喜、怒、哀、乐、惧怕、爱等等都反应在君主职位的维系中,“好君主”纷歧定是(基督教道德中的)大好人,君主在须要的时候必需做须要的事,但这只是维系“stato”的须要,并不是在有意鼓吹道德上的邪恶。从这里即引伸出了“国度来由”(raisond’etat)的观点,即国度在须要的时候要做一些看上去与道德不完全切合的事— 典型的如“杀人”,但这是出于国度维系的一种“大众需要”。斯金纳在这一点上提醒我们注意意大利文艺再起时期的另一传统,即“共和”(republic) 传统。

此传统源自古罗马,“共和国”(respublica)最初的寄义是公民的配合产业,后成长出公民配合统治、配合拥有政治体、互不隶属等内在。提及这一传统的意义在于,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显然远远超出糊口在个中的任一公民——包括身居要职者——之上。因此,在接头维系共和国——而非君主小我私家——的统治职位(status reipublicae)时,共和国的 status(或stato)显然与详细的小我私家彼此分散。斯金纳认为这才是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国度更靠近的看法;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古代和文艺再起时期的共和主义传统并不区分统治机构和人民,而现代国度则是一个与人民(社会)有所分散的、具备非人格特征(或中立)性质的统治机构。

共和派常识分子仇视君主统治,认为共和国属于全体公民而非君主,君主只不外是人民推选出来为配合善办事的一位很是重要的人物而已。霍布斯弃绝传统的君权神授理论,转而将出发点放在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绝对的平等之上;霍布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根基上意味着每小我私家都有平等的杀死别人的能力,传统共和派所谓的“配合善”以及教会所鼓吹的更高的价值都来自于人的肉体的欲望,都和人期望统治别人的“自然”倾向有关。从这一点出发,霍布斯认为独一的出路是人们配合地交出自然拥有的、在本身认为合理的时候杀死别人以维持自身存在的权利,将其交给一个能掩护他们的第三方—一小我私家或一个团体,这个第三方就成了一个大众人格,它是经小我私家同意、授权而形成的,是一个虚拟的人(artificial man),其职责是掩护人们的宁静,维持和平的秩序。

现代国度观点的呈现和欧洲近代的绝对王权有着密切的接洽。在霍布斯以后,有许多人品评他描述的那种令人感应惊异惧怕的绝对权力,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接管了这种现代国度的存在和须要性,以至于今天接头的政治话题仍然难以脱离“国度应该做点什么?”这一问题。霍布斯以后,人们继续畏惧作为利维坦的国度,担忧它加害小我私家的自由,但同时又但愿国度来饰演只要有人就永远城市存在的诸多抵牾和冲突的终结者。国度理论:分歧与偏向 现代国度作为一种新型政治统治一经呈现,就会带来许多专属于它的问题。

如现代国度是逾越详细的小我私家和社会之上的统治主体,人们不但愿它方向政治体内部某个群体,但它真的可以或许保持中立吗?这种中立性是什么意思?而当我们将它看作社会内部布局——出格是其气力对比——的反应时,它又在多大水平上可以或许忠实地服从于具有优势职位的社会气力?作为一个统治机构的国度是否又具有其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当我们仅仅将国度看作抽象的、拥有先在的自然权利的小我私家经由契约成立起来,其目的是办事于小我私家好处的“东西”之时,国度就很快失去了它的社会纽带的功效,而成为用自利的念头将人们联络在一起的东西性组织。在这种对国度的认知中,我们是否另有能力思考团体糊口,出格是什么样的团体糊口适合我们,以及我们在什么样的政治中更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发生了大量的、今天一直在连续的争论。让我们从国度的“中立”性质说起。

“State”在西方汗青上的非人格化实际上意味着国度具有相当水平的中立性质,它首先是一个机构,机构一般来说不具备情感和目的;此机构固然由人构成并操作其差别的部件和职能,如行政、司法、警员、防卫、立法等等,但机构的运转却不是办事于构成它的详细的人。霍布斯在这方面仍然是一个很是便利的思考出发点。霍布斯从一开始就将国度看作一个具有中立性质的统治主体:国度由平等的小我私家通过契约建构而成,主要目的是为了掩护人的宁静,而非引导人朝向真理或所谓“更好的糊口”,这一点使得它与古典和中世纪的传统断然相别。国度存在的一大依据就正在于它与人们多元的、往往不行和谐善恶看法无关。

将人们的外在行为与心田信仰区分隔来,是霍布斯国度理论重要内容。国度的法令只规范人的外在行为,而不涉及心田信仰。很大水平上正是因为这一点,霍布斯才被许多人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奠定人。利维坦“被驯化”的历程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逐渐成长、成熟的历程,霍布斯的国度理论为自由主义筹办了许多基础性的观点,但后者却不再严肃看待国度作为政治统治主体这一事实。

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成长,使得国度更进一步被看作一种纯粹的东西,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小我私家权利、掩护市场、实现小我私家追求经济满意的需要,这一方面反应了时代成长的需要,贸易和经济勾当逐渐成为人糊口的最重要部门,国度和政治只能是为其提供办事;另一方面,这也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猛烈批判筹办了前提和对象,因为现代贸易和本钱的勾当并非不能发生深刻而难以解决的抵牾,并且恰恰是经济范畴内的大量不服等才造成了十九世纪以来诸多大范围革命,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全球范畴的人们面对的巨大问题之一。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可以或许解释国度及其与小我私家的关系有其自身的意义和气力, 但假如我们看汗青上现代国度发生的历程的话,往往并非先有意识到自身天赋自然权利的小我私家,然后再有现代国度,而更有可能是相反,即正是在现代国度成型的历程中,人们才逐渐将本身“看作”拥有平等权利的小我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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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概念表达得最为清楚的莫过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国度绝非如洛克所说,是小我私家通过契约成立起来以实现自身好处的“东西”。

事实上,现代小我私家自由和贸易、经济勾当恰恰需要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度作为其前提。黑格尔的国度理论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并在今世政治思想中成为社群主义等政治理论派此外重要思想资源。针对这一点,施密特在他本身的理论中接续霍布斯试图从头阐释国度理论,在他看来,国度的界说,也就是它所饰演的最焦点的脚色,是判断谁是仇人、谁是伴侣。

与霍布斯一样,施密特认为任何政治结合都需要预设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多元,国度的存在也需要反应这一点,但在施密特对国度的新解释中,人们需要将本身放置在某个互为“伴侣”的群体中,法令、道德等才有可能,而国度(或主权者)是可以或许判断谁是仇人、谁是伴侣的权力主体。反过来说,谁可以或许为公家做出“谁是伴侣、谁是仇人”这一判断,他便是在履行最高阶的国度职责。国度在多种社会群体、价值观和好处诉求之上,保持必然的中立性是须要的,但试图做到“完全中立”以至于丧失或放弃了判断敌友的能力,则会反过来扑灭多元共存的前提条件。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学者墨菲(Chantal Mouffe)即从这一点出发,试图通过改造斯密特具有右翼守旧色彩的国度理论,成立起一个更具包涵性的激进民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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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险些所有人都认为现代国度太过于超脱公民之上,很容易成为某些社会气力或极度意识形态的东西。然而同时,也并没有哪位共和主义理论家可以或许提出完全替代现代国度的方案,看上去在今天恢复古代的城邦共和国式的政治糊口已经被认为是不行能的。这并不暗示他们的事情不重要,恰恰相反,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需要重复强调、挖掘和阐释政治糊口自己的重要性及其内涵价值。

国度理论研究中的事实与规范 政治理论总体上来说具有抽象性和规范性的特征,但它其实很难不涉及国度,出格是国度的布局和制度摆设。比方,罗尔斯在其公理理论研究中,认为首先要澄清的是,他不是要纯真接头抽象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主要是针对社会的根基布局,“或更精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派根基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汇合作发生的好处之划分的方式”。而所谓主要制度,则“是政治布局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摆设”。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时常也会产生交织,韦伯的研究方法强调价值中立,但他关于国度的研究,尤其是国度权力和国度能力的研究,就明明带有规范性特征。二十世纪八十年月,“从头将国度纳入进来”的研究转向也提出许多关于国度的问题,个中也几多涉及一些规范性的接头。比方,斯考切波(ThedaScokpol)即在一篇较早的文章中指出,对国度的存眷有两重理论资源或研究假设的可能性:第一是将国度看作相对独立的动作者(actor),组成国度的官员群体有能力、且一直在连续性地从自身角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并非仅仅是被动对社会内部的要求作出反映;第二,国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度的“组织布局及其动作的模式影响政治文化,勉励某些社会结合和团体动作(而非其他),使某些政治议题(而非其他)更容易被提上日程”。

斯考切波将这第二种研究假设的可能称为“托克维尔式的”(Tocquevillian),因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但假如我们比力二者对革命的阐释,我们还是可以或许看出个中的关键区别:托克维尔虽然有(从国度的视角)对革命的很是具体的事实性阐述,但可以或许看得出来他的主旨仍然是国度的权威布局如何与人们自由相契合,以及什么样的国度布局更适合有尊严的人的问题,而在斯考切波雷同的对革命的比力汗青阐发中,更多的则是对事实上国度如何维持统治、防止革命的阐述。

总体上来说,托克维尔和斯考切波对革命的解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都是一种“国度视角”,强调国度统治布局、制度及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因此与纯真从经济角度对革命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同时又逾越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但斯考切波更单向性地存眷国度节制社会的事实能力及其与革命情势之间的关联,更具有现代政治科学色彩;而托克维尔则更多地体贴国度与社会关系所指向的政治糊口的形态,更像是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在面临现代社会问题举行的庞大、综合、以“政治”为焦点的思考。结语 从总体上说,存眷国度实际上就是存眷政治,而我们一旦严肃地看待政治,就需要将它看成对人们的糊口来说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勾当。

在现代社会,政治往往被看作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似乎老是和人们最切身的物质需要有关。因此,我们时常在接头政治,但又没有真正在接头政治。就国度而言,亦是如此。

作为在现代社会普遍风行的统治机构,我们要么把它看作为小我私家好处和需求办事的中立的、理性的制度性框架,要么把它看作从经济糊口中形成的阶级之间气力对比的反应,但被我们长时间忽视的可能正是国度自身的布局,以及它所塑造和维护的政治糊口形态。“回返国家”、从头重视国度,实际上对应着一种越发努力的公民意识,二者难以割舍。本文原载于《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年第2期。

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 利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解。编辑:李牧今;尚俊颖 返回,检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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